先秦圣贤孟子曾经曰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历代相传的名言，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实，论及于过去的史实，这句话还可引申为“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国必不亡！”、“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举实例说明之，如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都是。
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官僚贪污。
这种现象是“一以贯之”，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它有“母子关系”，也可以说是贪污是因，这些实例是果。
有了这些现象，才会有敌国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虑。
贪污这一现象，若是细心研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然于史书同寿。
上下几千年，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
史家遇见这样的稀缺的时代，往往一唱三叹，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用尽了心力，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若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道德教育的官员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法受赃，可以重法绳之。
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为众人所唾弃之。
前者如宋，后者如明，嗯，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初。
宋朝官俸最厚，给赐优裕，入仕的官员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顾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国家做事。同时，宋律又有严刑重法，凡犯赃的官吏都杀无赦，太祖时代执法最严，朝堂内外官员犯赃者一定弃市。太宗时期也还能维持这法令，真宗时从轻改为杖流海岛。仁宗以后，姑息成风，吏治也日渐**，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太祖洪武时期有惩于蒙元的覆败，用重刑治乱国，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轻则也会充军或罚做苦役，甚至立剥皮实草之刑，一时间，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两代继以宽仁之治，一张一弛，倒也建设了几十年的清明政治。
正统以后，情形便大不相同。原因是明代官俸本来不厚，洪武年代还可全支，后来便采用折色的办法，以俸米折钞，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实得不过一二石，外官厚者不过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余都折钞布，钞价贬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实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不过得钱一二百文。
这种情况下，仰无以事父母，俯无以蓄妻子，除了贪污，更无别的法子可想。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海瑞那般“高尚”的节操。
这种情况，明朝政府未尝不了解，却始终因循敷衍，不从根本解决，上下相蒙，贪污成为正常风气，时事也就不可问了。
齐国太祖皇帝出身于海上莽盗，跟随舅父和兄长历经诸多苦难，终至汉洲立足，遂有齐国之始，再继兴起制霸南洋。
然而，太祖皇帝之所以流落海上，沦为亡命盗寇，终其原因，乃为大明政治崩塌，使得官场贪污成行，以至于民不聊生，逼良为盗。
此等官僚，互相援引，民苦贪残者宦称卓异，不但不为察典所黜，而且连连升擢。搜括聚敛，号为常例，宣之此举为朝觐为考课之用，上言之而不讳，下闻之而不惊，使得朝廷颁一法令，地方兴建事业，都成为官吏的利益之源。
“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循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
即使被铨司察黜，最多也不过罢官，即使被抚按弹劾，最多不过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儿舞女，不但自己受用，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区区一官，倒也无足留恋。
吏治的**，虽然不是甲申崩溃的主因，但绝对是崇祯自挂东南枝的重要前置条件之一。
故而，齐国在太祖时期，对官员贪污之行径，实难容忍，行重典惩处，虽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动辄剥皮实草，大行杀戮，但亦甚严苛，不仅剥除官身，远配苦寒偏远之地，还会殃及后人（犯事官员后人不得为官府录用）。至于所贪赃所财，亦会追赃务尽，穷其亲族。
太宗继位后，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
其实，齐国在立基之初，因为汉洲荒僻，开创艰难，再加上人才匮乏，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为此，太祖皇帝许以厚俸，以资勉励。
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繁花似锦，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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