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道观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以及宋代早期，那日子过得都是相当可以的。
唐代名相狄仁杰曾说过：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
到了宋元之时，部分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这些‘出家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太大，于是着手开始控制。
明代，朱元璋也定了加强管控这样的基调，寺院道观基本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因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有所赏赐。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摊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
这是个明显的进步，即常住田地是需要交纳赋税的，不过寺院、道观基本会免除徭役，所以对一些人仍然具有吸引力，而且也经常会成为“逋亡之渊薮”，意即逃亡者集中的地方。
景泰三年，朝廷下令，令各处寺院、道观以六十亩为业。
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却不是这样。
这种年景，若不是出来个正德皇帝，那看守宫门的小太监都在给家里‘置办产业’，兼并土地是从上到小，人皆有之。
在明代，租寺院、道观之田耕种的百姓比比皆是，但却很少听闻过寺院道观反过来租种旁人的土地的。事实如何，可见一斑呐。
此番皇帝下旨落在锦衣卫的头上，那肯定不是和风细雨，而必然是狂风骤雨。
锦衣检校成队而不出，街头之上人人避让，或是冲进茶馆酒肆，或是直接进民宅官邸，天子亲军令牌之下，敢不低头而阻挠者，皆为同罪。
其中最惨的，自然要数寄居于官员家中，和官府有所联系的那批人。
真要说起来，有的人本身就是信奉这一套东西，他们与某某道士私交不错，相邀至家中居住这种情况更不是没有，可惜撞上这种特殊时候，官员、道士这两个身份往锦衣卫的面前一摆，许多话就说不清楚了。
你说他没有密谋打算敬献，怎么证明？
毛语文是刑部监狱的出身，他在那边学到了很多，但从来不包括信道、信佛就能减轻人生苦厄这一套。
锦衣卫的院落里，灯火通明，一个个罪犯的惨哭之声不断，真的有人极力喊冤，他也不为所动，面色冷酷着就一句话：“带走。”
从清晨至半夜，只一天一夜的功夫，等到第二天东方既白，一切又如平常。
只不过店小二今天再看不到神神叨叨的怪人来他这里要上一杯茶，摆摊的商铺也难遇着那些个举着个旗子自号什么什么真人的家伙走来走去。
甚至卖豆腐脑的老板开工之后都觉得身边空旷了许多，于是嘀咕一句：“那个老神仙呢？”
“哪里有什么神仙，子不语怪力乱神。史书之上，国主君王凡迷信佛道的，必致误国。皇上雄才伟略，对于长生不老之说无半分好感，这是本朝福气，更是天下苍生的福气，你这等人没甚见识，不理即可，莫要在这里胡乱说道，免得被一起抓了去，于你反而不好。”
茶馆里，书生一桌对着边上的商贾之人一顿教诲，他们有功名在身，寻常人不敢得罪，只能闭口不言。
行商之人，命数天定，有的时候总要在这些方面寻些寄托，可皇帝一道旨意，便连寺院的田产都转给了科学院，大势如此，徒呼奈何啊？
好在他们本忙碌，也没空理会。
真正有空闲的都是在书院和藏书园中读书的闲人，朝廷将这些僧人、道士一扫而空，所展现的乃是天子继续励精图治的态度，于他们而言，同样大有益处，毕竟天子还是要用他们这些有真正学识的人。
不仅如此，朝廷在科举之外，又有少府、产业部和总理外务部对外招考，最后公布的细则之中，他们这些人同样可以报考。
考上了以后同样也是官身。
只不过他们得在四书五经之外，再去学习那些别的，虽说有些讨厌，可只要是公平的考试，他们至少比那些个根本不通文理的人要好得多吧？
这些施策联系在一起，自然是皇帝惜才、揽才、爱才，如此，难道不值得称颂？
这些消息公布以后，藏书园中凡水利、农桑、产业等书籍，立马变得抢手，单人学悟不透的，还要坐在一起相互探讨。
这些人三五成群，钻研各种学识，等到半程，又有人说：“细则之中明言，四书五经占比仍有一半，我们不可顾此失彼，落下以往的课业。”
“是极，是极。”
毛语文不去关注朝廷其他方面的施策，等到此番抓人影响不及他的预期时，家里的夫人反倒是提醒了他，“皇上拒僧人、道长，而纳圣学子弟，招考之策一出，留待京中的读书人、甚至一些末流小官无不摩拳擦掌。事不关己，尚且高高挂起，又何况这些利于己之策呢？从今往后，这些人都被赶出朝堂，而皇上要用的就是他们了。这一紧一松之道，正是玄妙之处。”
“皇上还从未说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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